史前淮阳溯源

　　引言

　　提到淮阳，人们更多地是想到伏羲，想到太昊陵，其实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淮阳一直以自身的内在魅力存在着，无论是灿烂的文化，还是厚重的历史，还是斐然的成就，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他都有着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陈州府志·形胜》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足可见淮阳昔日的辉煌和繁华：

　　“今观其地维广平，无名山大川。其形势咸自嵩而来，有西铭以昭其觔(同“筋”)络，有汝、颍以通其血脉，有糓(同“穀”)蔡以流其秽浊。南襟淮、蔡，荆、涂诸山揖拱与前;北枕魏、梁，河济之流环绕于后，右挹外方之秀，左控孟诸之糜(通“湄”：水边)。居中山之冲要，乃西楚之名都。周为三恪之首，宋称诸辅之雄。劲兵之处，用文之国，舟车骈会，诚为财富之区;礼教夙闲，允称英雄之薮。古迹多于列郡，见建置之频兴;土壤饶于他帮，知军民之富庶。为诸藩之控扼，实东南之都会。”

　　一.前伏羲时代的淮阳

　　黄淮平原形成之前，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在黄淮平原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这里肯定没有人类活动。

　　华北平原是在周边山体抬升，中心地壳沉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中国国家地理·2008.5·河南专辑》上曾刊载一篇文章《营造华北平原，黄河应记首功》，文中指出：“要形成平原，特别是像华北平原这样面积广大的平原，长时期的地壳沉降是必要条件。今天华北平原…从大约距今一亿多年的白垩纪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一个长期沉降，地质上称为拗陷或盆地的构造，沉降过程今天仍在继续。根据华北平原上沉积物厚度推算，这里的沉降幅度能达到1000-3500米，沉降的速度也有愈来愈快的趋势，仅距今200多年的第四纪以来，就有500-600米的沉降。”但由于黄河搬运泥沙能力超强，年搬运量达到16亿吨，使“堆积的速度完全能够补偿地壳的沉降，并且还有富余。因此，大约在第四纪早期就形成了今天的华北平原的雏形。”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早期的时间跨度从260万年一直到一万多年，太笼统了。文章接着说：“华北平原上的黄河下游河道在距今50万到10万年之间就已经形成，之后，黄河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华北平原这一成果。”即便如此，我们对华北平原形成年代还是只能有一个模糊的认识。

　　同样还是那本《中国国家地理》在图片注释里说：“曾有学者提出夸张地猜想，他们认为7000多年前华北平原还没有诞生，那时的海岸线距离今天的太行山、大别山并不遥远。随着黄河源源不断地将黄土高原的泥沙带到下游，留下大面积的冲积扇，华北平原也逐渐淤积形成。数千年来，黄河经常决口改道，其摆动范围北至天津，南抵江苏淮河流域，几乎纵贯了整个华北大平原。改道期间，黄河水侵入海河、淮河与其他河流的流域之中，与这些河流一起冲积，合理营造了今天的华北平原。(引自《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7000多年前，华北平原还没有形成，此说显然难以接受，但那个时候，豫西、山西、以及更广阔的西北高原，温暖多雨，宜于人居，那里才是我们祖先活动的主要地区。随着黄淮平原的形成，大海被远远地推向东方，西北高原变得愈来愈少雨干旱，物质开始显得越来越匮乏，人口不断繁衍，却面临着无以为生的窘境。相反，辽阔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不仅气候适宜，物产丰饶，其肥沃丰饶的黄土地，更是为农业文明的到来，和其后的高度发达，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黄淮平原已经有了大量人类活动，以新郑市裴李岗遗迹最为典型，其中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更属于有八、九千年历史的文化遗迹，发掘出的先民用鹤腿骨制作的骨笛，将人类音乐史提早了3000年。

　　这个时候，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也应该已经有了人类活动，淮阳县域内虽然时至今日还没有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文化遗迹，但在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市区域内，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迹就多达13处，其中扶沟5处，商水4处，太康、西华、项城、鹿邑各1处。淮阳居于这些区域的中心，暂时没有发现，并不说明没有，我们大可不必急于去下结论，一个可以用时间去证明的事情，就应该交给时间去解决。

　　相反，即便能证明那个时代淮阳县域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也并不能说，伏羲文化就可以被无限制地放大，就可以前提到八千年，因为这些裴李岗时代的先民，和后来迁徙到淮阳的伏羲他老人家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血缘上的联系，更不能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可以说伏羲可以文化远达八千年。众所周知，中国的氏族社会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大概的时间界限为一万年左右，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氏族社会共分为两个阶段：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我不敢说伏羲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具体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八千年的时候，中原地区绝对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如果要让我们接受伏羲是一位女性氏族首领的现实，那将情何以堪?但如果我们既要坚持伏羲存在了八千年，又要认定伏羲是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的代表人物，那就真是闭着眼睛瞎说，拍着胸脯胡吹了。

　　二.伏羲时代的淮阳

　　中国疆域的发展和推进，和我们祖先的迁徙之路似乎有着某种浑然一致，天作之合的意味。

　　广大冲积平原尚未形成的时候，大海的边际和今天相比，应该更靠西的多，所以那时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结合部，即便不是大海与陆地的分界线，起码会更接近大海，在那个时候，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也肯定更接近大海一些，哪里的气候，比今天也更加的湿润，宜人，森林茂密，资源丰饶。地球已历几十亿年的演化，相比于地壳的沧海桑田来说，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转瞬，随着黄淮、华北等沉积平原的形成，大海被推向东方，西北距离海洋越来越远，气候也就变得原来越干燥，逐步变得不那么宜居起来。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伏羲生于成纪。”后带领族人不远千里，一路东行到了今天的淮阳附近，并定居下来。成纪，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伏羲是西来的，炎帝、黄帝也是西来的，这是人类历史，和自然变迁的巧合，还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必然呢?亦或真的应验了人类同一起源说?我并不认可人类同一起源，但我相信要解开这些历史谜团，不断丰富田野考古的成果才是寻找答案最靠谱、也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人类新、旧石器时代的分界线大致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频繁活动，繁衍生息了。淮阳地区有传说，记载的较早的人类活动是伏羲的到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大皞之墟也。”陈，即指今天以淮阳为中心的大片区域。大皞，伏羲氏的别称。《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墟。”《淮宁县志·卷一·沿革》：“太昊之墟，古宛丘地。”

　　伏羲生活的年代，距今大致六千多年，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与河南省周口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发表的《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看：周口各县区散见“仰韶文化遗址12处”，其中淮阳区刘振屯境内的王禅冢文化遗迹，就属于仰韶文化遗址，这些田野考古成果是对上述史籍记载的一种有力佐证。

　　经过千里大迁徙，伏羲和他的族人最终在宛丘定居了下来，很多史籍称此过程为：“伏羲都宛丘”。宛丘是当时伏羲到来的时候，淮阳地区的古地名，这有《诗经·陈风》中的很多诗篇为证。但此说法，也极易令人望文生义，以现代的生活经验，误认为：既是“都宛丘”，那么“宛丘”就应该是座城。其实伏羲所处年代的生产方式仍然是比较落后的，以采集、渔猎为主，并不具备建城定都的条件，因为，人类进入城市时代的前提，是必须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作为支撑，必须有足够多的剩余粮食来保证社会分工的实现。由此推断，那个时候的宛丘地区只是出现了一些临时性的定居点，搭起了一大片简易的民居。这样的定居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更早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搭建半地穴式的棚屋，居住生活了。不过那时的人们也并不是毫不设防，他们会在定居点的外围挖出一圈的防护沟，以防止野兽和其他部落的突然袭击。那时，同类之间的自相残杀，和奴役，远比今天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死于部族冲突的人数应远多于疫病和野兽攻击。

　　三.炎黄时期的淮阳

　　炎帝都宛丘，并因这里曾是先贤伏羲生活过的地方，而称之为“陈”地。“陈者，旧也。”上述这段话，是有史料依据的，且散见多处，言之灼灼。但我个人认为一半可信，一半并不可信。

　　西迁之后，炎帝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黄淮平原上，炎帝到过淮阳，并在这里生活是多数学者都认可的。淮阳至今还有一处古迹，叫“五谷台”，据说就是炎帝神农氏在这里生活，并发明木制农具“耒、耜”，教授族人种植五谷的地方。如果这种说法可信，淮阳不只是伏羲画先天八卦，开文明滥觞之地，淮阳也是中华文明进入农业时代的出发地。不过，历史总不会那么简单，工具的发明可以因灵光一现而完成，之后只是完善而已，但农耕文明就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了，那当是多少代人努力实践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炎帝时代，人类刚刚进入农业时代，城市应该是仍然没有出现，由于农业文明尚不发达，人们对土地的占有意识并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不断迁徙仍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十几年后，炎帝果然就带领自己的族人继续向东，迁往今天的曲阜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世纪，神农氏进入淮阳地区，并在这里爆发了中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斧遂氏是原居民，还是他和炎帝一样同样是外来客，但是两个部落在淮阳附近发生了一次大战，据《中国国家地理·2008.7·河南专辑》附页显示，“战争结果：神农氏胜，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新的部落联盟。”《中国国家地理》还特别标注，此战“发生在周口市”。这个时候的炎帝和他的部落，都应该是处在强盛的阶段，炎帝正值中年，身强力壮，他的部落联盟，团结协作，所向披靡。

　　随着年龄的增长，炎帝对于部落联盟的控制力变得越来越弱，整个联盟走向衰落。炎帝，和处于上升阶段的黄帝，在阪泉又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阪泉在哪，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命题，有北京延庆说，有河北涿鹿说，也山西运城、阳曲说，我更愿意相信：阪泉，扶沟说。当时，黄帝，居住在新郑一带;炎帝，生活在陈地;蚩尤，则活动在涿鹿附近，形成鼎立之势。“在形势上，有熊部落夹在神农部落跟九黎部落之间，有两面作战的危险。所以姬轩辕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突袭神农部落，在阪泉(河南扶沟)郊野的战役中，把神农部落击溃，俘掳了敌人全部人口和牛羊。接着姬轩辕乘战胜余威，挥军渡过黄河，一直挺进到九黎部落的根据地涿鹿。会战在涿鹿郊野进行···九黎部落大败，蚩尤战死。”这是柏杨《中国人史纲》对阪泉之战的描述，当是完全可信的，时间次序上也非常合乎逻辑。

　　神农，不可能和蚩尤同时生活在涿鹿，故阪泉，涿鹿说很不靠谱;北京延庆说更是玄乎，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远古，两个老祖宗为了约架，上下跑了大半个中国，显然太过浪漫，而失去了真实性;阪泉之战，发生在神农与斧遂氏战争之后，而神农与斧遂氏间的那场大战就发生在周口境内，说明神农部落在坂泉之战之前就已经到达了淮阳地区，所以说阪泉之战发生在炎帝东迁途中，经过山西之时，也与史料记载有冲突，以上三种说法都不足信。

　　历史上扶沟和淮阳相邻，也是黄帝从新郑出发前往陈地的必由之地，所以，综合以上考虑，阪泉，扶沟说，要更加可信一些。阪泉之战炎帝带领的部落联盟战败了，炎帝手下得力干将，战神刑天忠贞不屈，被黄帝斩杀。炎帝部落更加衰落。再后来，便是炎帝部落集团离开淮阳，迁往曲阜。炎帝神农氏从淮阳东迁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过去少有人提及，是个疑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但巧合的是姜姓炎帝走了之后，来淮阳一带生活，并一直定居下来的确实是姬姓的黄帝部族。联想到上文中关于：黄帝的部落联盟，与炎帝的部落联盟曾经在扶沟大战的记载，炎帝东迁系被迫无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把神农炎帝从淮阳逼走的并非黄帝。消除炎帝之忧以后，黄帝便北上涿鹿(今地争议较大，且置不论)，讨伐蚩尤去了，所以，之后赶走炎帝的当另有其人。

　　《水经注·渭水注》记载：“黄帝都陈(此陈，指陕西陈仓，而非今河南淮阳)，陈丰氏东迁之前在此。”这条记载，就是黄帝中的一支，陈丰氏(也有的史书称其为陈锋氏)，东迁淮阳的证据之一，淮阳也因陈丰氏的到来，被称为“陈”地。只是“陈丰氏”的陈，和后来的“陈”姓，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承继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坂泉之战，黄帝“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神农氏则损兵折将，实力大减。所以，当陈丰氏到来的时候，惹不起，总还躲的起，年迈的炎帝只好带着自己的族人，继续东迁，去了曲阜，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的黄淮平原腹地让给了黄帝的后裔。从此黄帝的后人便一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繁衍光大。

　　“陈”字，在创立之初，与“阵”同。左边为“车”，而非“东”，其含义是“排列、列阵”的意思，并没有“陈旧”之说。况且，炎帝神农氏到淮阳来的时候，文字还没有被发明，他老人家怎么可能穿越到后世，而知道后世“陈”字做陈旧讲呢?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史志中常常引用的，陈地名字，源于伏羲旧都的说法，并不可信。

　　四.平粮台时期的淮阳

　　平粮台位于淮阳城东南4千米处，百度“平粮台遗址”词条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座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古城，“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规划严整的高等级史前城址，开了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先河，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历程碑式的意义。”这一节，所以以平粮台时期为标题，阐述淮阳与黄帝时代，是因为炎帝东迁之后，淮阳虽一直由黄帝的族人居住生活着，然这里到底由谁占据，他们在这里怎么生产、生活，确实是史载资料匮乏，无新可陈。但我坚信：不管当时是什么人在这里居住，当时的淮阳已经是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农业高度发达，手工业技术领先的地区，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座古城——平粮台的出土给证明了。看看平粮台古城遗址，我们就能明白，当时的宛丘古城在那个历史时代里的重要地位;也能清晰地意识到他对彰显那个原始王朝繁荣、强盛的重大意义。不管那时住在淮阳的人是谁，他在那个远古帝国中一定有着显赫的地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卓尔不群的独立王国。可惜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字系统尚处在刻画符号的水平上，并不具有完整记录历史事件的能力。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先来简单捋一下，黄帝家族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吧。

　　公元前2600年前后，是平粮台建成的大致时间，而这个时候正是夏禹的儿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前夜，也正是黄帝家族统治中国的时间段，尧、舜、禹，根据《史记》等史料记载，都是黄帝一族的后人，所以他们的统治期都可以概括为黄帝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禹的统治尚属于黄帝时代，而他的儿子启则是夏王朝的肇始者，父子二人共同完成了中国上古史中两个时代的递进，即由氏族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

　　有人说：黄帝的第一任继任者是其儿子，少昊。少昊，名挚。少昊以鸟为图腾，以鸟纪官，故也被称作凤鸟氏。少昊在穷桑(今江苏沭阳桑墟镇一带)即位，后移居曲阜。当时，在淮阳居住的黄帝后裔，是哪一位?史料中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什么线索。但在平粮台的遗址中，考古学者出土了一只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形态可爱的陶鸟，如此成熟的工艺和造型，喻示着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制作和尝试，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的成功与失败，这些矢志不渝的努力与尝试极好地印证了当时在淮阳生活的先民们亦是以鸟为图腾的，亦至少说明他们是与少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在淮阳生活的可能是少昊后裔。

　　《史记·五帝本纪》对谁是黄帝的继任者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说明黄帝死后并未传位给长子，而是直接传给了“有圣德”的孙子，颛顼。接着，《史记·五帝本纪》又补充说：“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这就是说，黄帝的长子玄嚣、长孙蟜极都没能即位。颛顼不管是作为第二任，还是第三任首领，都不影响他在中国远古史中的地位。颛顼，为黄帝子孙，昌意之子，少昊的侄子，因辅佐少昊有功被封在高阳，所以又称为“高阳氏”，史前“五帝”之一。

　　首先，颛顼像他爷爷一样，特别能战斗。传说，他与炎帝的后裔共工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又爆发了一次大战，这是若干年后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的又一次大规模较量，结果是颛顼完胜共工，炎帝部族再次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和共工的战争，应该说只是颛顼巩固自己政权的斗争之一，绝不可能是全部，只是历史没有更多的记载而已。我之所以深信颛顼一代经历过的征战绝对不止一场，我们来看看那时的中国疆域就明白了。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到颛顼帝时，中华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潘木。”幽陵，是后来的幽州，大致位于河北北部，及辽宁部分地区;交阯，是后来的交州，指越南中北部，中国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流沙，是甘州张掖县，即今天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一带;蟠木，“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所以或许是指日本、琉球，或东海某一个离岛。疆域之广阔，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且统治有力，井然有序，《史记》曰“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是个什么概念?会动的，不会懂得，都乖乖地立正稍息;大小诸神，服服帖帖;只要是日月能照射到的地方，没有不归属称臣的。真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靠武力，玉皇大帝也一样拿孙悟空没有办法，何况颛顼。说实话，对《史记》的上述记载我是存些疑问的，当然这种疑问并不妨害司马迁的伟大，更不影响我对他老人家一如既往的崇敬;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在那个时候就真的已经那么强大，但从当时的交通水平，以及军事行动所需的后勤保障看，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关于颛顼是否在淮阳生活，即淮阳平粮台是不是颛顼故都，我持否定意见。颛顼，最初建都穷桑也好，最初建都高阳(高阳，有说是保定，有说系开封)也罢，我们暂不去争论，但若以《左传·昭公八年》记载：“陈，颛顼之族也。(《史记·陈杞世家》也有同样的记载)”就认为颛顼曾到淮阳定都生活，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左传》既然强调“陈，颛顼之族也”，就说明司马迁自己也认为：不是颛顼自己在淮阳居住，而是“颛顼之族”在这里生活。

　　去世前，颛顼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传给了更加贤明的青阳氏的亲孙子高辛，黄帝部族的权位又重新回到了长子玄嚣那一脉手中。高辛，就是“五帝”中有名的“帝喾”。帝喾，先传位长子“挚”，挚不善于管理，很早就死了，他的弟弟放勋即位，这就是中国史前时期有名的首领“唐尧”。后来唐尧，又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以孝扬名的颛顼一脉的人，即颛顼的第六代孙，虞舜。舜，则因大禹治水有功，将统治地位传给大禹。

　　这即是整个黄帝时代的大致脉络。

　　淮阳的宛丘古城，则是这个庞大氏族联盟集团得以长期稳定、繁盛的一个重要保障。除了平粮台城堡，近期，在淮阳四通镇时庄村又发现一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虽然相差两三百年的时间，但也是在这同一时期之内，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当时淮阳地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据考古专家对时庄遗址的发掘，初步断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粮仓遗址，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淮阳地区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时期。而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像淮阳平粮台一样的古城堡遗址，总共只有八座，他们分别是：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河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等。

　　这些远古的城邦军事堡垒，正是撑起当时黄帝部族集团统治的脊梁。

　　五.夏时期的淮阳

　　有人说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就是中国的夏王朝;有人不同意，据理反驳，激动得脸红脖子粗。我不是刻板的学者，只是一个要表达自己观点的书者，争论与我无关，反正你不信，我信。

　　从年代上看，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后，正是属于禹和他儿子启两个人的时代。参考颛顼时期的中国疆域(应去除部分不实之域)，禹管辖下的疆域面积应该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大禹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活动，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对东南地区强有力的控制。大禹治水，在涂山(今安徽涂山)大会诸侯，并娶涂山女;积劳成疾的禹，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这些活动都充分说明禹已经在东南地区的建立起了十分有效的实际控制。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个全新，挑战中原文明核心地位的观点，即大禹是越人祖先，后入主中原，并成为一代明君。争论向来是史学家们的事，与凡夫无关;等他们争论清楚了，让后人再拿来修正我们的观点就是了，所以，现在姑且坚持《史记》旧说，禹黄帝后裔。大禹和启以世袭代替禅让，夺得对氏族联盟集团的永久控制权，建立起奴隶制国家，自此“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天下权力择贤而传，变成父子相承。

　　《中国疆域沿革史》认为：“夏代中世……政治中心似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之间。”顾颉刚、史念海先生没有对夏王朝早期的活动区域给出结论，但他们明确地把夏中期的活动范围定在了鲁、冀、豫之间。并认为，夏晚期才开始西迁，他们继续说：“夏之晚年，其政治中心……在今河南巩、洛以至河东一带，……至于其西徙原因可以猜测者，或因黄河泛滥不能安居，或因东夷之侵陵皆未可知，但非举族西迁，东方仍有孓遗。”

　　夏时，陈地的宛丘古城，仍然由黄帝的后人聚族而居，仍是夏王朝在豫州东部的一处重要堡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戴德在《大戴礼·少间篇》说：“禹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姚姓，舜帝后人中的重要一支，舜帝生于姚墟，而得姚姓。我搞不明白戴德为什么说：禹“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禹，作为部落联盟首领，他还要受谁之命，以封舜后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段话给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夏王朝的时候，在淮阳一带居住的属舜帝后人中，姚姓的那一支。

　　夏启晚年，生活腐化沉迷酒色，疏于朝政。启死后，刚刚施行家天下的夏王朝就发生内讧，五子争位。太康虽然夺得帝位，但国力已大不如前。太康酷爱打猎，喜欢饮宴，军国大事撂荒不理。东夷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也就是神话中哪个射日的英雄，传说中嫦娥的丈夫——后羿，乘太康打猎数月不归的机会，把他挡在外面，篡夺了夏的天下，《史记索隐》称其“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落荒而逃，一直跑到阳夏(夏时称“戈地”，今属太康县)筑城而居，后卒葬于此，太康县亦因此得名。太康出逃后，其弟仲康，做了后羿的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继位，后羿赶走了相，自己堂而皇之地登上帝位。后羿称帝后，自以为箭术高强，无人能敌，更是不修民事，沉醉玩乐，完全把军国大事统统交给韩浞处理。后羿不没有料到，他信任的寒浞是一个比他更狠，更没底线的家伙，据《中国疆域沿革史》载：寒浞“卒致依样画葫芦，以其所取夏之天下归于韩浞;浞并妻其妃妾，生子浇及豷。”韩浞比后羿做的更绝，他不仅联合后羿的“家众”干掉后羿，还把他的肉煮煮，给后羿的孩子吃，子不忍食，韩浞便以此为借口将他们杀害，以绝后患。将后羿一族斩草除根后，韩浞又一股脑地将后羿的妃妾收入内室，还让她们给自己生了两个儿子：浇和豷。事后看，嫦娥当初背弃不靠谱的后羿，偷吃丹药升仙而去，竟是何等地具有前瞻性呀。

　　夏后相被后羿赶出后，投奔斟鄩氏。韩浞命儿子浇，灭斟灌、斟鄩二氏，杀夏后相。相的妃子有仍氏后缗已身怀六甲，她从墙洞里爬出去，跑回了自己的娘家，并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从小聪明过人，长大后在有仍氏那里做牧正，手下拥有五百余人的一旅之众，管辖方圆十里的地盘，一面畜牧耕织，一面练兵习武。为避开浇的追杀，少康又逃到更远的有虞(今河南虞城)。有虞君主虞思任他为庖正，并把两个姚姓女子送给他为妻，还把纶邑作为封他送给他。少康休养生息，暗聚力量，他召集夏王朝被打散的旧部，借助老臣靡的辅佐，励精图治，做好了复国前的期准备工作。他派女艾深入浇的内部刺探情报，女艾也被成就为中国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女间谍。他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先去攻打戈地，那里由豷治理，相对较弱，易于取得突破。古书记载，戈地在宋、郑之间。从今天看，戈地就是今天河南太康，是淮阳的北邻，距离新发现的时庄村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更近在咫尺。季杼的军事行动有没有得到淮阳方面的支持，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出什么肯定的结论，但后来戈地多属陈地管辖倒是事实。《陈国史》记载：“戈地与陈地同处于夏朝的中心地带——豫州之域。戈地自周朝之初起，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一直隶属于陈(淮阳)。”

　　党羽尽除，万事俱备，少康亲率大军从自己的根据地纶(今河南虞城县)出发，讨伐浇。传说中，浇天生蛮力，可以陆地行舟，这也是少康最后才对其进行诛灭的原因。浇负隅顽抗，终究还是大势已去，以失败告终。少康杀死浇，在失去政权三十多年后，重新恢复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仔细研究“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这三十多年发生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即夏朝并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的国家，那时仍处在松散的部落联盟时期。如果说今天流传的关于夏朝的所有史料记载都是可信的话，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索一下，看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首先，无论是后羿代夏，还是后来韩浞灭后羿，居然都没有引起各个诸侯国的骚动，甚至可以说大夏帝国仍然平静的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有的诸侯国君主们更像是一群吃瓜群众，冷漠安静，无动于衷。他们后来所做的也就是太康、相、后缗、少康先后跑去避难了，他们收留一下，接济一下，像对待一个遭了洪灾而来的亲戚一样，毫无勤王护主之意，这就说明在那些诸侯国君根本没有维护国家权威，捍卫国王尊严的意识。

　　其次，无论是后羿，还是韩浞，在取而代之以后，都没有急于对其他诸侯国举兵讨伐，以稳定政权。他们为什么能这样淡定呢?并非他们实力弱，不敢出兵，解释只能是一个，他们相信没有一个诸侯王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更不会有人会出来为太康他们站台发声。韩浞后来所以要派儿子浇去剿灭斟寻、斟灌二国，概是出于两种考虑，一，儿子大了，解决儿子浇的封地问题，将斟寻、斟灌给浇作封地;二，顺便剿杀夏王相，以绝后患。他派长子豷到戈地，应该也是出于上面两个原因考虑的。

　　第三，从现有史料看，少康复国的时候，所带武装也就是自己在纶邑训练培养的那支部队，并没有一个诸侯国派兵参与，唯一帮助他的也只是前朝老臣靡。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看，所有的诸侯国国君的脑子里并没有产生清晰的国家意识，国家和国家权威对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也一样微乎其微，那时，决定话语权的并不是国家意志，也不是国王的权威，而是你的国库和军力。

　　根据顾颉刚、史念海先生的考证，夏中世时的中心在鲁、冀、豫三省交界处，淮阳正在这个范围内。以平粮台古城的规模和形制，无论修筑他所需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他所能发挥出的极强的防御能力，在当时的中国疆域内都绝非一般小国诸侯所能企及，亦非一般国力所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陈地应该是夏王朝在古豫州东部地区“孑遗”的重要战略据点之一。

　　夏都西迁后，平粮台古城的高城深沟，淮阳地区的人多物丰，陈地凌然不可侵犯的超强实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这里成为夏王朝屹立在东方的一面旗帜。

　　六.商时期的淮阳

　　商朝，我国已经由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商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停地迁都。《尚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商朝建国前就已经迁了八次都城。从商汤建国，到盘庚迁都，据说商都又有五次大的迁徙。据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分析，“商人早岁之屡迁都，或因社会生产尚以游牧为主之故。”如果说，商民族进入中原的时候，尚处于游牧状态，在文化上他们和早已经处于成熟的农业文明的中原民族来说，一定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商民族作为征服者，文化却未必是最进步的，就像后来满族用武力征服汉人，文化上被汉人同化一个道理。

　　商代建立的时候，淮阳一带仍为舜的后人在此居住，生活，他们处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之中。《世本》宋忠注云：“殷汤封遂于陈，以为舜后是也。”如前本章第五节所述，夏的时候，被封在陈地的，已经是舜之后人了，只是他们姚姓。到商的时候，陈地的居民虽仍是舜的后人，却变成了妫姓。虞遂，系妫姓，陈国与田齐的先祖。由姚姓转到妫姓，这是怎么回事呐?

　　据《古今姓氏书辩证》和《通志·氏族略》记载：“虞有两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为妫，而妫皓又改姓为姚，知姚与妫可通……”。这就是说，舜因生于姚墟这个地方，一部分后人姓姚;后因舜帝居于妫水，一部分后人成为妫姓，所以姚、妫二姓系同源，皆为舜的后人。他们的世系传承顺序大致为：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即遏父)——胡公满。人们常说的“妫汭(rui)五姓”：妫、姚、陈、胡、田，指的就是五姓同源，皆为舜帝的后人。

　　《中国疆域沿革史》认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湾与易水流域，商汤兴起之后，先灭掉夏的一些属国，如韦、顾及昆吾，才最后到豫西灭夏。根据谭其骧先生编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的标注，韦，在今天濮阳南;顾，在今天山东郓城和鄄城之间;而昆吾则在许昌与周口之间。成汤灭夏的时候是否到过陈地、商朝屡次迁都是否途径陈地，是否在陈地歇息，早已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商的都城，很多和“亳”字都有联系，郑州曾为商都之一，陈地正位于郑州和安徽亳州之间，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今天陈地，发现有大量商代遗迹“五谷台、蒋台、泥河店、冯塘、双冢、平粮台、试剑冢、范丹寺等处”并出土大量玉器，和青铜器。这就说明，在商朝的时候，以淮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亦，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手工业的制陶、冶炼、玉器加工都已经相当发达。在平粮台遗址的发掘中，曾发现有铜渣，说明至少在夏晚期，淮阳的先民已经发现了铜，并开始小规模冶炼。

　　西周之后，中国进入到信史时代，淮阳的历史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那是后话，待后再续。

　　信息来源：范闽杰